我第一次见到杨局长大概是在1989年初，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人民银行外事局国际金融组织处工作。他刚结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董办的工作回到国内，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副局长。那时的人民银行总行还在三里河，与财政部共享一栋办公楼。外事局是后来国际司的前身，当时副司长办公室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国际金融组织处等都在那栋大楼南边最高层--七层阁楼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和介绍自己的工作，并顺便把我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硕士论文拿给他看，请他指教。他是文革前就毕业的研究生，文革后又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并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先后赴美国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候选人资格。我听说他是我在北大同班同学杨洪的叔叔，也因此想跟他拉近点距离。后来他对我关注较多，估计杨洪同学向他提起我时一定是说了好话。当时我所在的处主管亚洲开发银行业务。那一年中国要主办亚洲开发银行年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国际金融组织的年会，而且台湾当局将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派高级官员出席，开幕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筹备年会成了一件大事。国务院责成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市政府组成了联合筹备领导小组，人民银行外事局负责与亚行有关的业务工作。

我当时写了一系列调研报告，包括“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和“中国公司如何争取在亚行贷款招标采购过程中多中标”等。我的政策分析和写作能力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他在找人起草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亚行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找来找去感到不太符合他的要求。他觉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对台等问题，需要有一定高度，又要体现在中国办会的特点，需拿捏合适。于是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小金，你来起草这篇开幕辞吧，年轻人不一定干不了大事。你也不用紧张，还有我呢“。他给我交代了起草这篇致辞的几个原则，就给我一周时间写作。我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机会难得，因此认真思考和准备。一周后我把初稿交给他看，他看完后说：”还真差不多“。他在我起草的稿件上做了一些关键的调整和修改，然后又经过总行领导审批，上报到国家主席办公室。我们都不知道国家主席对这个开幕词辞是否满意，会不会修改。

到了5月初年会开幕式那天，我们作为中国政府参会人员与各国代表团都坐在主席台下，先是全体起立奏中国国歌。我记得当时还看见在我右前方代表中国台北的郭婉蓉女士也一起站了起来。紧接着国家主席杨尚昆致辞，我紧张地听着，发现主席的讲话就是我们起草的，几乎一字没改。杨局长也很兴奋。我当时没想到他到底有多重视这件事。直到我时隔32年后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清楚地提起这件事。当时他还让我起草了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晚宴酒会上的致辞。他当时希望祝酒词要有文采，最好能有些诗词名句。我自己水平很有限，达不到他的高标准，但还是过了关。我们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那年的总书记在会见亚行行长藤冈真佐夫时的讲话成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序曲。由于我在年会筹备工作中的表现得到杨局长和其他领导的认可，他让我此后连续两年负责起草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行年会（1990新德里年会和1991年温哥华年会）的发言。这对于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还是有相当成就感的一种经历。

我当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做亚行贷款的项目官员，先后负责广西贺县纸浆厂项目和中国农业银行转贷款项目，经历了亚行贷款项目的关键过程，如立项、考察、评估、谈判、签贷款协议以及招标采购等。其中要跟设计单位、主管工业局、地方政府、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等一系列环节打交道，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暴露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了解不够、对项目的风险估计不足的弱点。特别是如果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能落实，将严重影响项目的进度和效益。杨局长带我实地考察了项目的落实情况，发现了配套资金存在的严重问题，费了很大的力气加以解决。这段经历既使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训，使我在此后的工作中，对每一个说不清楚的环节都不放过。

在工作后不久我就感觉到，在国际金融组织工作的人必须英语好，而且多数都有在发达国家获得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我感到如果今后要在这一领域发展，最好要趁年轻时出去留学。我父亲曾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我在家随便翻阅时看到的一句话一直让我难以忘怀，那就是鲁迅在解释他自己到日本留学的原因时说，他想“走异路、逃异地，结识别样的人们。”我被那种为了寻求知识而走遍世界的精神所深深地感染。不久我和杨局长在去桂林出差，一天晚上在休息时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坦白地说想申请出去留学。他说“如果在国内没有好的机会，可以考虑留学，但你现在工作得很好，不一定非得留学”。作为领导，他的话算是标准回答。但不久，他从自己家里带来一本美国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课本，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用的，他说“如果出去读经济学，要准备涉及大量的数学知识，你可以看一看”。我感觉这是他对我留学志向的一种理解，也是一个让我准备吃苦的提醒。我在北京大学读的经济系属于文科，但重视数学，而且我数学成绩很好，还曾经在中美联合举办的“福特班”学习过一年的美国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心里还是有些底的。

我当时想申请一流的大学，在一个师兄王宏的介绍下，经北大经济系老教授陈振汗的推荐，曾申请了英国的剑桥大学，陈教授是哈佛经济系博士毕业，他的推荐很有力。我被录取了，但要交够学费才能入学，我父母虽是有很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但收入很普通，不可能拿得出这笔钱，我也不知道还可以申请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只好放弃。不过我不死心，又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但申请美国大学需要考GRE。在工作本身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要专门拿出十天半月准备这种考试很难。正好碰上总行号召大家自愿献血，参加献血的人可以在家休息两周。我于是报名参加了献血，在确保最低限度的两天休息之后，在家全力以赴地准备了十天就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虽不算很高，但在当时申请那几所学校时已经够用了。这一轮为了确保有奖学金，我申请的几个学校都是排名低一些的学校，其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夏威夷大学都录取了，而且宾州大学首先给了我奖学金。

按理说我应去宾州大学，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排名都比夏威夷大学好一些。但在当时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的政策规定，研究生毕业如果自费出国留学，必须工作五年以后，但如果有侨属证明，也可以不到五年就可留学。我工作不满五年，也没有侨属关系，因此去宾州大学不可行。而夏威夷大学录取后，招生办说我可以申请亚洲开发银行与日本政府联合主办的奖学金，夏威夷大学是该奖学金在美国指定的唯一一所大学。我于是递交了申请，并告诉了杨局长，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

杨局长觉得我基础不错，能吃苦，爱钻研，但英语口语较弱，如果能在国外学习一段时间会很有帮助，况且当时一个年轻公务员能被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容易。他因此联系了当时中国驻亚行执董车培钦和副执董魏本华，请他们对我的申请给与支持，他们都是我刚入行时我很尊敬的老领导。不久，夏威夷大学通知我，说决定授予我亚洲开发银行最长的为期三年的博士生奖学金，奖学金由在夏威夷大学校园内独立的东西方中心负责具体的发放和管理。即使如此，我知道出国学习的事情必须经过总行领导的同意，我不能肯定行级领导能否同意我赴美留学。为此杨局长向主管国际业务的陈元副行长写了签报，不久陈行长就签字批准了。到了五月初，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最年轻成员到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亚行年会，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是代表团团长。在抵达温哥华的酒店后，我们先到团长的套间讨论会议准备情况。会议临结束时，我听见李贵鲜行长说“小金要去夏威夷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这时意识到，一定是杨局长把我的工作表现和申请留学的事情跟总行领导们说了，而且明确说明签报上写的“到美国学习”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读博士，总行领导认可了。我想总行领导认可的原因也和我连续三年随行领导参加亚行年会及其他国际会议有关，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现都有正面的印象。但无论如何，杨局长在其中承上启下的作用无疑是很关键的。

我从此就没有和杨局长再在一起工作过。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最初三年又九个月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杨局长等领导对我的培养和鼓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感到人民银行是一个有政策高度、很专业同时又很有人情味的地方。这种印象再加上一种责任感是我学成后决定回到人民银行继续工作的最重要原因。在我出国学习后不久，杨局长也作为中国政府推荐的人选，到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农业局局长，一直到大约十年以后退休，退休后他仍在加拿大做一些工作，但始终保留了中国籍。期间他听到我从美国学成回到人民银行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欣慰。据他家人说，在2015年年初，当他听到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时很为我高兴。到了当年年底，他得知基金组织执董会一致通过决议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后，特意打电话到华盛顿向我表示祝贺。他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你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这也是领导对你的信任”。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在关键时刻在这一环节掉链子。

今年夏天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他发来的一些照片，是他和家人在夏威夷度假的一些合影。我回信赞叹那里美丽的风景和他仍显年轻的身体状态。但过了几天，他向我透露说得了脑瘤，准备在斯坦福大学医院治疗。但他并没有说这个病有多严重，我的感觉是看完病以后他还要回到他退休后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城市-温哥华。但过了一阵子我觉得不放心，于是在8月1日专程到旧金山去看他。他听说我要去，非常兴奋，提前坐在他二女儿家门口石凳上等了近一小时。见面后我感觉他状态还不错，但听他介绍自己的情况后感觉这个病其实很凶险，两年多前确诊后，已做了两次手术，他仍然抓紧时间到多国旅行，尽可能多看一看美好的世界。他在院子里跟我喝茶聊天，回忆起八十年代他刚到人民银行时跟当时的副行长尚明到国际清算银行开会的一系列趣事，后来又和夫人李老师以及大女儿带我到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然后我陪他一起回到二女儿家，我知道他需要休息，便抓紧与他合影留念，告辞离去。我没想到他一直走到院门外的马路边，凝望着我和车缓缓离去，那种无言的关注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对他说我还会找机会来看他的，我希望一切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上个星期，11月26日，我的大学同学杨洪发来消息，说他的叔叔-杨为民两天前去世了。我还是感觉很大的震动，没想到不久之前的见面竟这么快成了永别。他自强不息、善良正直、有勇气睁眼看世界、平等待人、乐于帮助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一生中能碰到几个这样能欣赏自己、愿意培养自己的人应该是很幸运了。我来不及参加他的告别仪式，但还是赶到旧金山，乘坐他的家人安排的游艇，参加了在湾区两座大桥之间的骨灰海葬活动。蓝天白云之下，大海碧波之上，大家按照老杨生前的意愿，把他的骨灰随风抛洒在海面上，又随波远去，让我想起那句诗：“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金中夏

Weimin and I met while we were studying in Chicago. We supported each other in every aspect of being students in the early 80’s. After he had graduated and went back to China, we ran into each other in Disney World a few years later. We stayed connected ever since.

Few years after he moved to Vancouver, I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visit him once or twice a year. Every time, we enjoyed some good home-made or dining out meals and great conversations.

I considered myself very fortunate to know him and to be his friend. He is exemplary of friendship with honesty, forgiveness and deep and abundant knowledge “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 He was a great friend and an excellent mentor.  I miss him dearly.

My wife, Dorian Bartley, and I (Chris Irvin) met Wei Min in Ann Arb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rad school in Economics as he arrived from China as one of the first econ grad students in the US. I was working on a PhD in Chinese economics and Wei Min was a great inspiration to me as we were both older students (and he was 11 years my senior) work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 math of the program. We shared many meals and enthusiasm for volleyball (he taught me the Chinese word "bang" when someone made a great shot), and helped me improve my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We connected again years later (he moved on to the U of Chicago grad school, back to Taiwan, then Vancouver) in the Bay Area when he visited his daughter, Rona, who had settled, first at Cal Berkeley, then working in tech in the Bay Area. He would invite Dorian and our kids, Erik and Sophie, to great dinners and fun family time. I always appreciated his regular holiday greetings with lovely photos of his family and travels. We supported each other through our cancer battles, first his bout of prostate, then later his brain cancer, while I've struggl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the past 3 years. He was a survivor of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which derailed his academic track, but continued after that interruption at some of the most difficult economics programs when he was already in his 40's.  Always enthusiastic, he inspired me to keep learning more about China, and economics, topics we shared. I will miss him greatly, his warmth, hospitality, and good cheer.

Chris Irvin, Dorian Bartley, Erik and Sophie Irvin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四叔的称呼永远是叔叔, 其实爸爸有三个弟弟, 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叔叔, 其他叔叔是五叔, 六叔, 只有四叔是叔叔.

小的时候就听爸爸说叔叔非常聪明, 叔叔的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至今还令我羡慕不已.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叔叔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于是在我家三里河的周末我就经常能见到叔叔. 那时我们住的非常拥挤, 晚上睡觉时就把简易铁床打开给叔叔睡在外屋. 奇怪的是, 我记忆中好像没有太多生活的不便或捉襟见肘, 更多的是其乐融融的感觉.

记得有一年奶奶也来到北京和我们小住, 于是叔叔回来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我印象中叔叔应该是奶奶最喜欢的儿子. 叔叔来了, 她就开几个大伯伯给她买的罐头(那时罐头特别贵), 再热一点老酒, 和叔叔边聊边吃.

后来叔叔出国深造, 再见他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 记得他那年回国, 我和叔叔有些陌生, 不像以前那样话多. 叔叔说杨洪你怎么这么话少了呢? 他这样一说,我感觉轻松多了, 叔叔还是我以前的叔叔, 只不过出国深造了一次而已.

后来, 我考研究生考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叔叔当时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 而且已经是副局长. 所以经常有人会介绍我时说这是杨局长的侄女. 每当这时, 我心中都有一种骄傲.

研究生毕业后, 叔叔帮我联系了美国的学校, 大伯伯资助我出国留学. 这一走, 就和家里, 和叔叔失掉了以前那样紧密的联系. 记得叔叔有次去过洛杉矶, 在我们当时租住的小屋还照了相. 每次看到叔叔, 我都感觉特别亲切, 尤其听到他那带有舟山口音的普通话, 都让我想起爸爸和舟山的五叔和六叔.

叔叔和我都属龙, 相差两轮, 所以我从来都知道叔叔的年纪. 而且因为属相相同, 莫名中好像和他有一种connection.

叔叔特别有家族观念, 记得他为了堂弟杨进的工作还问过我是否与我的一个同学保持联系. 叔叔在亚行当局长时, 听说也给家乡舟山的建设筹到很多贷款.

叔叔现在走了, 我心里空荡荡的, 在这个世界里再也听不到他略带南方口音叫我名字的声音了.愿叔叔一路走好, 在那边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一路有良人相伴!

侄女杨洪